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三提升”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重点，并对提升“三个水平”进行系统部署。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第49期农经观察会商，与会专家和基层代表以“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加快提升三个水平”为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要理顺导向、树立宏观视角、发挥市场作用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认为，乡村产业兴旺首先要理顺发展导向，及时破解价值取向的偏移，纠正一些地方乡村产业脱村向城、贪大求洋、割裂对立、简单退出的导向偏差。

关注乡村产业发展应树立宏观视角。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农经观察学术指导专家尹成杰提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要着眼于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韩杨也认为，要从大农业观出发，统筹提高一二三产业中的农业农村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产品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增值，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

当前乡村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认为，乡村产业发展要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但当前还面临诸多问题，如排斥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改善，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仍需加强等。企业家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要重视企业家队伍、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用营商环境的稳定性持续性，对冲发展环境的不确定不确定性，增强发展的韧劲和抗风险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对此表示认同，乡村产业项目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关键是要提高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员王修达认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谈到，当前一些做法是传统时期遗留的，已经不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畜牧中心主任向永顺分享道，当地发展中蜂产业有效带动了脱贫群众增收，但在种质资源挖掘、评价认定和品牌建设等方面还需要技术支持。

“县乡两级在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队伍方面还很薄弱，目前乡镇一级的农技农机技术队伍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近二十年没有吸纳新鲜血液。”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玉华也有类似苦衷。对此，王修达建议在基层农技推广中要注重市场化，逐步让各类涉农企业成为农技推广主力军。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要系统规划、“软”“硬”兼施、村为主体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研究员张永江用“一个转变、六个差异”概括当前乡村建设的现状。“一个转变”是指乡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各个领域基本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正在向“从有到优”的方向迈进。但乡村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区域、城乡、领域、标准、环节、主体六个方面还存在差异。张永江建议，要加强乡村建设的系统谋划与规划设计，同时从最急需、最紧迫的领域入手，有效甄别短板弱项，集中力量突破提升。

尹成杰指出，乡村建设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举措，以乡村为基本单元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乡村建设规划，出台“补短板”的政策措施，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

张合成强调，乡村建设关键是以农民需求为本，优先抓好农民急需、普惠性高、兜底性强、带动面大的关键性任务，如公交进村、污水治理、就近入学、看病便利等。

乡村建设既要重“硬件”也要重“软件”。韩杨说，“针对近些年来一些地区乡村人口减少、流动性增强、老龄化加剧趋势明显，需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及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配置，集约利用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安吉县原农办副主任任强军分享了安吉乡村建设的经验，“我们始终坚持村为主体，村庄需要建什么、建到什么程度都交给村里面来定，由村干部带着村民来干，党委、政府不要包办代替，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同时也要梯度推进，哪一个村班子强、村支书优秀，他们就有优先建设和发展的权益。”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方小山也谈到，提升乡村建设水平要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受益，围绕资源、资产、资金做好转化文章，让和美乡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带动农民群众共同奔富。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要“三强四化”、“三治”融合、共商共治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从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两个维度，构建起乡村治理评价框架并指出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六大突出问题：基层党组织活力不足，农民主体性发挥不强，乡村法治权威不足，乡村德治教化薄弱，基层负担较重以及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有效支撑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赵一夫提出了“三强四化”的乡村治理提升路径。首先，强基础，筑牢坚实的乡村治理组织基础；其次，强队伍，培育专业化的乡村治理人才；再次，强保障，确保乡村治理的资金和资源。同时，推动乡村治理的人本化，树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治理理念；实现民主化，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促进数字化，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注重精细化，实现乡村治理的精准服务。

尹成杰认为，乡村治理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的作用。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并制定共建共享共治的制度实施细则，落实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张合成认为，德治在“三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乡村治理要突出乡风文明的紧迫性，突出传统文化在塑造乡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加强传统道德的行为约束力。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彭超建议，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充分发挥乡村熟人社会的作用，形成面子效应的软制度和乡规民约的硬制度，在公开奖惩中树立规矩、在化解矛盾冲突中实现移风易俗。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对乡村治理十分关键。彭超表示，既要在狠抓基层党建中发挥党员的表率作用，更要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体系。

张照新也认为，基层治理要重视共商共治机制建设，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才能更好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陈彦宇